张晓唯｜李庄亮色：战时延续中华文脉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李庄亮色
战时延续中华文脉

© 张晓唯／文

一

　　说起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聚集文化人的地方，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重庆，那是战时首都，汇集着中央大学、南渝中学等一大批文化教育机关；也会想起昆明，那里是著名的西南联大所在地；还会记起成都、遵义，一些知名学府几经战乩而暂时栖息于此。川滇黔的都市里聚拢着来自北方和东部省份的众多知识精英，八年中日鏖战，促发华夏大地空前规模的人员大迁徙，往昔沉寂落寞的西南边陲竟异乎寻常地欢闹起来。不过，世人极难想象，在重庆与宜宾之间的长江南岸还有一个小小村镇，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最初五、六年间居然容留了数以百计的中国顶尖级学者和深具潜力的学界新锐。这个地方，名曰李庄。广袤的乡村，有此庄名的村落，何止百千之谱？然而就是这一川南小镇因与当年的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机构发生关联，而驰名中外。 
　　李庄属四川南溪县（现为宜宾翠屏区），清代乾嘉学派大学者段玉裁曾在此任知县，他的手书至今还珍藏于乡间，其厚重的人文气息，造就了民国年间不少书家和诗人。此处距离上游的宜宾和下游的南溪县城均为25公里，古时乃长江水道驿站，可谓川南一码头也。这里古色古香，民风淳朴，即使处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颇有些世外“僻地”的味道。正因此故，她进入了远道而来、择地避险的机关团体的视野。 
　　“七七事变”后中日开始全面交战，东部各教育文化机关纷纷西迁。历史学家傅斯年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随同北京大学等高校先后流转到长沙、昆明，本打算在春城安营扎寨，与西南联大相伴，可是随着战局恶化，每日不断地“跑警报”，研究工作无法展开。按照傅先生的设想，要找一个敌机无从轰炸的地方，安顿史语所。恰好由沪上西迁的同济大学派出勘察人员发现李庄是个理想避难地，遂决定将工学院和校总部率先迁入该地。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得知后，将此讯息通告傅斯年，傅遣人实地勘验，随即决意全所迁入李庄。自1940年10月开始，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下江人”陆续进驻李庄，素来平静的古镇一下子热闹起来。 
　　除了同侪和史语所外，社会学家陶孟和领衔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考古学家李济兼任负责人的中央博物院、建筑学家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以及中研院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众多专任研究人员也纷纷携眷前来，李庄一时间“人满为患”。一些殷实人家在当地头面人物罗南陔及地方官员动员下，租让出宅院供学者们居住，小镇上的寺庙、官产等公共设施更成为大学和研究所的“理想”安置场所。江岸码头每日从舟船上卸下的图书资料及研究用仪器、标本，在本地人眼中，数量是如此之多、其用途又充满着神秘色彩。千年古镇何曾有过这般光景，李庄人显然迎来了难得的“历史际遇”。文化差异生出的误会在所难兔，人类所研究人员使用人体实物标本时，村民们观之大惊失色，“研究院吃人”的传言即不胫而走。为了开通风气，也为了研究人员的子弟有学可上，远道而来的文化人兴办学校，举办展览，消除因闭塞带来的误解，也为当地学龄儿童提供了就学便利。 
　　如同事前设想的那样，这个在地图上小至几乎找不到的李庄，确乎避开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在战火连天的危难时日里，终于求得一息安宁。夜晚，远处传来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翌日报纸上即刊出重庆遭遇大轰炸的悲惨消息。僻静固然僻静，但此乡绝少近代设施，过惯都市生活的人们发现，这里道路狭窄而泥泞，室内光线昏暗，尚未通电，照明只靠菜油油灯，一些工作只能在阳光普照的露天进行。秋冬季节，潮湿阴冷，夏天则溽热难耐。才貌双全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素患肺疾，在此环境中病情加剧，不得不常年卧床修养。不过，来此避难的人们还是感到庆幸，当年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的杨志玖先生追忆道：“那是一个在长江南岸山间的小村，地方幽静，人烟稀少，适合读书治学而能躲避敌机轰炸的处所。李庄镇为附近稻米的集散中心，其上游宜宾市当金沙江与岷江汇口，此下即称长江，工商业繁盛，交通亦便利。傅先生选择李庄板栗坳为史语所所址，真是多方考虑，煞费苦心。”（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

二

　　确实，傅斯年对史语所可谓血脉相连，生死相依。这位早期北京大学公认的才子，当年在五四游行队伍中高擎旗帜走在最前列。国学大师黄侃、刘师培执教最高学府，赏识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均欲延揽门下。可是他对初入北大执掌教鞭的胡适却情有独钟，认定胡适的治学方法高明，其一生服膺胡适，二人关系介乎师友之间，而胡适则视之为畏友。傅氏曾游学欧洲知名学府，求学面宽而“泛滥百家”，后来强自收缩，归宗史学。他倡言“史学即是史料学”，堪称海内实证史学之代表人物。他主张将历史与语言作连带研究，先后在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立志要把东方学的正宗地位从欧洲及日本夺回来。 
　　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可能是中央研究院内规模最大的一个研究机构，汇集了像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陈槃、屈万里，张政烺、劳干、何兹全、周法高、董同龢等一批文史尖端人才。同时，傅所长还特别注意发现和罗致青年隽秀，像北大研究生毕业的杨志玖、曾作过钱穆弟子的严耕望等等。他对研究所成员既严苛又负责任，俨然家长。傅先生是有名的“性情中人”，行事风格张扬而霸气，脾气颇大，火气十足，但有时又温和细致，对人呵护有加。无疑，他属于置身学界而不能忘情政治的那类“亦学亦政”之人，在李庄的五年，他每次乘船去重庆或昆明，均是出席国民参政会、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或去北大文科研究所处理所务。因为他身兼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和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等多项职务，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亦因如此，李庄小镇上的人们对于这位身躯肥硕的傅先生多少有些神秘感，但见他行色匆匆，似百事缠身，而一回到镇上便深居简出，甚难窥见其身影。傅的夫人俞大綵女士出身名门，乃晚清名臣俞明震与曾国藩联姻之后代，她支持丈夫的学术事业，留居李庄期间，一心相夫教了，即使生活困苦、经济拮据，亦从无怨言。 
　　在李庄避居后期，傅斯年充分展示了他的“大炮”性格，对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财神”孔祥熙大张挞伐，其后又诛讨继任内阁阁揆的宋子文，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雄文，致使孔、宋相继倒台。对于违反自己制订的《大学规程》，以校长之身而兼任官职的北大资深校长蒋梦麟，傅斯年不顾及朋友之谊，秉公行事，站在“反水”的教授们一边，终致蒋氏去职。当最高当局指定他出任北大校长之际，傅斯年敬谢不敏，力推胡适继任，而愿在胡适到任之前代理校政，为拙于行政的胡适校长扫平障碍。这就演出了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追讨伪教授甚至“伪学生”的一幕。傅氏后来申辩道：不坚决辞退伪教授，就对不起那些流转西南各地，饱尝艰辛而保有气节的人们。这里，显然包括战时避居李庄的男女老少。 
　　在清末民国的历史氛围中，傅斯年大概是最为接近古代士大夫情怀的人物。他崇尚学问，但并非“为学问而学问”，这使得他追求学术卓越的雄心令人遗憾地呈现成果不彰。他说自己若在治世可以做得大学间，而身处乱世呢？似乎就只能“亦学亦政”了。他常常无所顾忌地臧否人物，月旦时贤，其中固不乏真知灼见，尤能见人所未见。不过他对于最高当局的蒋氏则当面表明“绝对地信任”，有此前提他才对皇亲国戚表露“弹劾”之勇气，此中蕴涵着古往今来浸透“士大夫”骨髓的处事规则和智慧表现，每观此节不禁令人为之三叹！实则，在写给师友胡适的信札中，他对政治高层的观察和议论既深且透，可谓心如明镜一般。据知情者透露：正是在李庄期间，他接到上峰要求史语所同仁集体入党（国民党）的指令，傅所长果断地将文件压下，未予执行。细心者还注意到，傅先生从重庆开会返回李庄，在史语所内绝少谈政治话题，挂在他嘴边的除了学术还是学术。虽然有人对他的私人感情有些复杂，但对于他崇尚学术的不懈追求内心还是相当敬重。

三

　　与傅斯年的“心有旁骛”不同，语言学家李方桂则是一心向学的职业学人，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对于语言之外的事物均不感兴趣。起初，中央研究院筹设民族学研究所，拟请李方桂担任所长，为其婉拒。后来，傅斯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需要管理各研究所，公务繁剧，有意将史语所长让出，于是劝说李博士出山。李方桂连连推辞，不肯承受此番好意，实在难于摆脱了，只好坦言：“我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搞研究；第二流做教师；弟三流才去做所长。”傅斯年闻言，深施一礼，随口说道：领教了，我只是个三流人才。傅氏一向狂傲，可是面对这位职业学者的淡定与自尊，也只能顺势而退，自找台阶来下。李万桂博士如此自信如此处事，显示了当年学界风清气正的氛围，也透露出某种普世的价值优越。崇尚学术的傅斯年在这样的“下属”面前，恐怕只会感到庆幸。 
　　李方桂后来在自己的《口述史》中谈到他与妻子徐樱（皖系徐树铮之女）从昆明迁来李庄的原因，除了避开日机轰炸，还有当时昆明物价飞涨的因素。徐樱晚年所撰《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一书中对他们的李庄岁月多有载述：李方桂“有一次带了马学良，现任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名誉教授、所长，到路南县彝族撒尼语地区调查。那个地区贫穷落后，他们师徒寄宿在一家撒尼人的阁楼上，那里既无桌椅，也无床凳，就睡在地板上。屋顶低垂，行动必须躬身，否则就要顶天立地。……还有一次，邢公畹，现南开大学的教授，在惠水县郊区远洋寨调查布依族语，方桂同张琨在惠水县城里调查杨黄语和苗语，方桂不放心邢君单独工作，特地到郊区去看他。邢君知道他还没进午餐，就端出一碗粗米饭，咸菜和一碗白开水招待他。”在李庄的三年里，李方桂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收获颇丰，为他日后的语言学著述积累了大量素材。可是其工作条件之艰苦，日常生活之原始，远非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徐樱回忆道：“他每次外出回来，总是给我带来大礼物：跳蚤、臭虫、虱子。” 
　　李太太在李庄也有她的工作：“博（斯年）所长为了表示和地方人亲善，开办了小学和高小，他自任校长，我被请为四年级任老师，一时当地人家的孩子和所中同仁的孩子很多都成了我的学生。”她还谈到离开李庄的情况：“我们在四川李庄，一来穷乡僻壤，买不到多少日常起码的食物，二来政府贫困，每月只发起码的生活费用。自己苦修、苦读、苦过，还可支持，只是孩子们在成长时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我们想迁地了。那时老同学梅贻宝正在成都办燕京大学，他来敦请，方桂又向史语所请假，暂去成都一个时期。”李方桂一家就此离开了李庄，抗战胜利后，他再次赴美，先后担任哈佛、耶鲁、华盛顾和夏威夷大学的教授，曾出任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72年退休，1987年在加利福尼亚走完了他职业学者的人生，享年85岁。 
　　考古学家夏鼐在1941年年初来到李庄，这位31岁的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最初属中央博物院成员，两年后经朱家骅推荐进入史语所，随即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大漠腹地，一去三载，饱经历练而卓有成绩。他首先到敦煌，对佛爷庙附近墓地群进行发掘，其后又考察阳关和玉门关遗址，终于在茫茫戈壁发掘到“玉门督尉”木简，为确定汉代玉门关的准确位置觅得关键物证。傅斯年所长闻讯大喜，立即发贺函，连称：“大佳大佳，可喜可喜！”后来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评论道：“很奇怪，玉门关旧址，好多人找了几次找不到，夏鼐一去就找到了。”夏鼐早年曾随同学李济、梁思永等师辈参加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发掘，留学英国期间又到埃及和巴勒斯坦进行考古调查，虽属实习，却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在对玉门关遗址发掘之前，他做足了事先的案头准备，有备而来，必有斩获。他据此所写《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一文，颇具史学价值，也因而确立了他在考古学界的地位。1949年，夏鼐没有跟随史语所去台湾，留在大陆，其后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人物。

四

　　与夏鼐同为伦敦大学博士的陶孟和（字履恭），其年龄较之前者大了两旬有余，属于前辈。陶氏成名甚早，民国元年他25岁时与人合作用英文撰写《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一书，堪称中国社会学开山之作。30余岁时即在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曾与陈独秀、胡适等一同编撰《新青年》杂志。其后，他主持社会调查所，该所1934年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在李庄，社会所的规模较之史语所要小一些，人员也少，但颇有日后成名者，其中就有罗尔纲、千家驹、巫宝三、梁方仲、汤象龙等人。 
　　说来有趣，陶孟和早年出身南开，与张彭春同学，因创作话剧成名的曹禺与陶相遇，恭执弟子礼。而陶孟和任教北大时，傅斯年尚在求学，属学生一辈。可是后来，傅与陶见面交谈时，高跷二郎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傅与胡适交淡，必正襟危坐，以示敬重。这种态度的微妙差异，或许反映了傅氏内心的某种取向，却影响到二者的相互关系。人们注意到，社会所和史语所同处李庄这狭小空间，竟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少见的一次例外，是在英国的李约瑟教授造访李庄，发表演讲，主持其事的梁思成十分高明地双双请来陶、傅二人，大庭广众之下彼此握手寒喧。目睹此情此景，许多人暗自叫好，李济走上前去对梁思成低语道；应当给老兄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显然，人们期许能够捐弃前嫌，友好相处。 
　　孟和为人和气，其治所风格与傅斯年迥异，如果说史语所时常有所长大人督战，那社会所就近乎无为而治了。陶所长与年轻人之间时有沟通，所内成员经常聚会，上下形成融合气氛。某年夏季，大家消夏纳凉，陶所长询问旁边的罗尔纲在看何书，答曰哈代的《苔丝姑娘》，陶随即打开话匣子，谈哈代其人，述创作经过，听者颇为感佩。罗尔纲在《困学觅知》一书中写道：“我以前觉得哈代小说布局十分匀整，与其他作家不同。到听了孟和先生说他做过建筑师助手，才理解哈代是把建筑艺术用到文学创作来。梁方仲说孟和先生是通人，我以为是知言。” 
　　大概因为资历关系，陶孟和的社会交往面比较宽。先后访间李庄的美国人费正清和英国教授李约瑟，都是他的朋友。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清华校长）、罗常培和郑天挺（均北大教授）1941年夏入川来到李庄，特意走访社会所，见到陶孟和，故人相逢，分外亲切。陶氏与胡适的关也不寻常，罗尔纲、千家驹得以进入社会所，就是胡适向陶孟和排荐的结果。陶的姻亲关系也颇为特殊，与蒋介石结有金兰之谊的黄郛，曾任蒋氏英文秘书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以及陶孟和三人，分别娶了沈亦云、沈性元、沈性仁三姐妹。陶夫人沈性仁曾先后翻译凯恩斯、房龙的作品在《新青年》杂志连载。其才学美貌，令包括朱自清、金岳霖在内的文人学士们颇为倾倒。沈性仁女士随夫来到李庄，苦度岁月，不幸因肺结核发作，于抗战胜利前一年病逝，一代才女在异乡香消玉殒。将近花甲之年的陶孟和遭此打击，几乎一蹶不振。有人观察；正是在李庄时期，陶先生变得消沉起来，较之早先的五四先锋形象，简直变为另一个人。 
　　此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其研究重心被定位为“战时经济”。该所研究人员编纂了《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调查东部工厂西迁情况，编印有关沦陷区经济概况的调查报告，并受经济部委托，进行战时物价变动专题研究，又受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对中国抗战损失作出估量。潘嘉林撰成《抗战三年我公私损失初步估计》专文，韩启桐与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据此向远东委员会提交专门文件，以备战后赔偿之用。据悉，直至七十年代初，中日建交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总理还曾派员了解当年中研院社会所所作的抗战损失估计。当然，中方决意放弃赔偿，此类研究成果就只具有参考价值，与研究项目开始时的初衷已相去甚远矣。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所成员基本留在大陆，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五

　　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及其家眷留寓李庄六年之久。思成的妻子林徽因久病卧床，思永本人患有胃病和肋膜炎，均需疗治静养，两家的生计遂陷入困顿之中。1942年春，深具同情心的傅斯年致函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代为申请救济款，他申述理由道：“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丁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他进而建议：“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正此也）。”他最后自白道：“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见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看来，傅氏此举有所收效，翁文灏、陈布主和朱家骅陈情于最高当局，终致拨下一笔款项，送达梁氏兄弟家中。卧病中的林徽因自是感激涕零，特函谢傅所长，“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雪中送炭，显现危难中人性之善，也透出高层的开明。 
　　丁文江所谓营造学社即梁思成一人耳，本意在凸显梁的关键作用，李庄时期的营造学社大致五、六个人而已。这个民间学术机构，以研究古代建筑和建筑科学为本职，和平年代尚可得到捐助，而战时则不免陷入困顿。中央研究院将之并入中央博物院，梁思成等人可得到一份固定薪水，其研究工作得以延续。梁思成住在李庄，在兹念兹的一项工作，是撰述《中国建筑史》。他把李庄的旋螺殿，奎星阁、禹王宫和张家祠堂赞誉为“四绝”，欣赏其各自的力学结构、独特造型、九龙石刻及百鹤图窗雕工艺，将之一并写入书中。梁氏夫妇为这部著作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据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记述：“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1945年中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盟军飞机对论陷区特别是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打击，美国的B29大型轰炸机从成都机场起飞，对日本进行轮番轰炸。这年春天，梁思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主持编制论陷区重要文物目录，将有文物价值的诸如寺庙、塔、博物馆等标在军用地图上，以防因战事而遭毁坏。该目录使用中英文对照，附图片，分发给美国空军飞行员。盟军司令部又约请梁思成将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示，以避免古迹毁于战火。因此，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得以保存，完好无损。战后日本人称“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

六

　　战时李庄外来机构中的大户，是有着数百名师生的同济大学。该校总共三个学院，即工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小镇上的茶馆生意兴隆，男女学生们成了这里的常客，或读书，或交谈，终日不断。战事紧要时，大批学生入伍从军，从李庄码头出发，奔赴前线。 
　　因山东大学在战乩中解散，青年教师童第周转入同济大学生物系任教。正是在李庄的旧物商铺，他发现一台德国造老式显微镜，与人人叶毓芬商议后，他们毅然决定买下这台价钱相当于夫妇二人两年工资的仪器，于是东挪西借，费尽周折，终于如愿。凭着如此“贵重”的显微镜，童第周的“金鱼实验”顺利推进，在此基础上撰就的一籍篇科学论文发表后，引起国际生物学界的极大关注。李约瑟专门走访他的“实验室”，称誉他是“第一流的实验胚胎学家”。 
　　同济大学代表外来的“下江人”给予李庄的最大回馈，应当就是1943年工学院从宜宾牵引电线到李庄，使得这个江边古镇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这一近代化“壮举”，竟比南溪县城整整早了十年时间。 
　　颇为有趣的是，这些来自外省的“先生们”寓居李庄六年，不期然而然地与当地人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血缘关系。史语所的多位大男迎娶李庄女娃，缔结了一桩桩美好姻缘。所长傅斯年最初乐观其成，可是后来欲加阻拦就发现自己已然力不从心。他搬出典故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云云，涵义模糊迷离，年轻的下属们自然也不求甚解，依旧我行我素。大概涉及此事的山东籍人员居多，傅所长不无揶揄地说道：“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实则，傅氏本人乃山东聊城人也。 
　　期待已久的抗战胜利终于到来，李庄的人们忘情地狂欢，平素斯斯文文的先生们此刻竟失态了。接下来的一幕便是：离别。到1946年10月，最后一批人员告别李庄，乘船东去。曾经喧闹的街市复归沉寂，李庄似乎又回到了从前。这段战时“交响曲”虽曲终人散，可是其延续中华文脉的特殊经历，如同黄金亮色，将永远镶嵌在李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本文选自《大师：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张晓唯／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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